“水、水、到处都是水，却没有一滴可以饮用。”这是18世纪一位英国诗人吟咏一个航海家处于被水环绕，却无水饮用境地时写下的诗句。多年来，关于中国水危机的预警不绝于耳。于是，这句诗就成为西方国家描述中国水危机时最常引用的句子。

　　文明起于水。中国古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然而中国却从来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连绵几千年旱灾不断:自汉至民国元年的2117年里，存于古籍记载的旱灾就达1392次，有时水旱并至。对水的依赖，引发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长达数千年的冲突。中国又是一个水灾频发的国家，2117年中，古籍记载的旱灾有1621次，历朝历代为此兴修水利。

　　在无以计数的水利工程中，仍在发挥水利作用的由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偃，为后人留下了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古代文明遗产。旱灾与水灾构成的水危机这一先天缺陷，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水资源短缺非但未缓解，反而跻身于联合国开列的全球13个贫水国家行列。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城市淡水资源承载力不足已经很普遍，全国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110个严重缺水，占全国城市的1/6。在经历油荒、煤荒等资源短缺后，水荒日益凸显。在前量子基金合伙人、商品大王吉姆·罗杰斯眼里，水资源短缺将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隐忧。

　　且不论罗杰斯的观点是否危言耸听，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发展阶段等多种原因，我国城镇的空间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此语出自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官员，在今年3月底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的发言。

　　旱灾是天灾，而水污染、水破坏和水浪费则是人祸。我国传统的工农业用水模式，造成了严重的水资源浪费，而水污染则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状况。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肆意直排水体，江河湖泊遭受严重污染。目前，

　　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全国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204条河流409个国控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9.9％、23.7％和16.4％。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湖泊(水库)占42.3％。

　　旧有的发展模式诸如GDP高于一切、集中决策；法律缺乏权威，违法成本低廉等等，使对水资源的有效管理成为一句空话，更加剧了水危机的严重程度。如火如荼的投资建设，却普遍欠缺对水资源承载能力、水资源破坏的评估和保护，盲目、肆意发展，造成了当下河流干涸、水质受到污染的恶果。为追求政绩，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上马大项目。一些“重点工程”、“大型工程”未经科学论证或环境影响评估，匆忙上马，给环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和伤害。

　　对资源破坏性的使用的背后凸现的，其实是长期形成的自然资源归属权的被扭曲。在终极意义上，公众对自然资源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具体的发展中，公众的自然资源开发保护的参与权有限，地方官员们则手握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于是，在GDP是政绩评价中最硬指标的背景下，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往往失去了重要的平衡点。

　　根据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西方到人均GDP8000美元开始谈环保，中国到2000美元时环境严峻时期则已到来。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解决中国的水稀缺》研究报告称:“中国正面临有效管理稀缺的水资源、以便在未来一些年维持经济增长的挑战。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水危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将制约崛起的中国进一步发展。警钟已经敲响。人类文明史绵绵长卷中，文明起于水，繁荣终结于水不乏其例。历史的教训应当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