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若尔盖地区湿地萎缩超四成，沙化状况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递增，拯救若尔盖迫在眉睫。实际上，若尔盖地区并非个例。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有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内陆淡水生态系统受到威胁，部分重要湿地退化，海洋及海岸带物种及其栖息地不断丧失，生态问题十分突出。

　　如果说环境污染了还可以再治理的话，那么生态系统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就难得多，要防止环境问题演化为生态问题

　　在现实中，污染问题容易受到关注，而生态问题往往易被忽视，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往往是直观的、直接的，而生态问题则具有滞后性，不易被察觉。例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都是在大气遭受污染多年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

　　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环境污染一般可以治理。而生态一旦被破坏，修复起来就很难，将会引起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反应。生态系统要想回到和原来相当的状态，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整个过程甚至是不可逆的。

　　环境污染影响的范围主要集中于污染源附近或特定的生态环境范围内，呈现出局部性和区域性的特征。生态问题的影响范围更广，一个地方的生态失去平衡，别的地方也会尝到苦果。

　　纵观人类历史，由生态问题引发的灾难不胜枚举，有的甚至影响到了民族的生存和繁衍。1934年发生在美国西部的黑风暴，毁掉耕地4500余万亩；1963年发生在前苏联农垦区的大风暴，毁掉农田3亿多亩。随着塔里木河上、中游人口的增多，区域开发活动加强，楼兰古国赖以生存的塔里木河水量急剧减少，导致楼兰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最终被沙漠吞噬。同样因为森林破坏，古老的巴比伦文明走向了灭亡。

　　即使是在工业化、信息化高度发达的当代，生态问题依然是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地方为了扩大耕地随意开荒，围湖造田，吸干沼泽，导致湖泊萎缩，耕地干酸瘠薄，河道防洪能力降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当地群众不得不举家迁徙，成为生态难民。一些地方乱砍滥伐森林、破坏植被，致使青山变秃山，丧失了水源涵养功能，下雨成洪灾，不下雨成旱灾，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泥石流、干旱、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一些地方任意向江河湖海排放污水，倾倒废弃物，污染了水环境，破坏了水生生态系统。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事件警钟长鸣，无锡市民守着烟波万顷的太湖却陷入了无水可饮的尴尬，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如果生态问题在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得不到有效控制，将直接影响到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西部地区是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和重要水源补充地。与东部地区降雨充足、气候条件更有利于植物生长相比，西部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特殊的自然环境使西部地区植被生长缓慢，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只要开发利用稍有不慎，便会出现森林向草原、草原向荒漠演变。此外，西部地区土地十分贫瘠，一旦地表植被破坏，薄薄的土层将在短时间内流失，植被基本上不可能再恢复。

　　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子孙后代的福祉。国家在西部地区生态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西部地区生态退化现象仍很普遍，局部地区治理速度赶不上恶化的速度。

　　人为因素是造成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首先是人口快速膨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青海省牧区的人口比解放前增加了3倍，牲畜总量至少增加了4倍，大大超过草场的合理载畜量，草场得不到休养生息。另外，由于人类过度猎杀，西部草原上的野生动物数量大大减少，天敌的减少致使草原鼠虫害日益严重。四川省若尔盖县每年因鼠虫危害损失牧草约1.2亿公斤，直接经济损失2400万元。

　　其次是人类开发活动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随着开发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开始向大自然索要更多的资源，开荒、建房、修路、采矿，甚至有些地方不顾环境承载能力，引进高污染项目。近几年来疯狂的水电开发更加剧了生态破坏。在西部一些地方，水电开发遍地开花，岷江、雅砻江、金沙江、嘉陵江、乌江、澜沧江、红水河、大渡河等河流及其支流，正在被一座座大坝拦腰截断。水电的无序开发破坏了河流的连续性，使水资源时空分布发生重大改变，导致河流断流，湿地萎缩，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生物种类减少，已严重影响到当地及下游的生态平衡。

　　没有上游地区涓涓清流的注入，下游地区江河湖泊保护得再好终究是死水一潭。因此，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应当引起更多关注。

　　如果要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为了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必须明确思路，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建设并重，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

　　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摒弃“唯GDP”至上思想，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西部地区生态脆弱，在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中，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近年来，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了有益的尝试。自2005年开始，青海省决定，地处三江源核心区的果洛、玉树两州不再考核GDP，取而代之的是对其生态保护建设及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具体指标的考核。内容主要集中在当地退牧还草实施情况、小城镇建设及帮助移民改善后续生产生活条件等指标完成情况。

　　其次要加大生态保护投入。西部地区生态退化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资金缺乏是重要原因。以若尔盖地区为例，国家在若尔盖防沙治沙投入经费十分有限，一年只有几十万元，只能搞一些试点。2005年，若尔盖湿地沙化治理每亩投入不到1元，面对类似的情况，有些发达国家的投入则在1000元以上。经费不足同样制约着云南省迪庆等地区，由于草原监理人员的工作条件差，待遇低，办公设备简陋，开展草原执法工作难度很大。

　　第三，要建立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用行政、法律和市场手段解决好西部投入不足的问题。西部兼具生态功能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二重性，当地要发展自然要利用本地资源优势，但“限制”、“禁止”开发使西部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西部地区为保障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做出了牺牲，有鉴于此，要将生态补偿机制置于国家战略地位来考虑。东部地区要认识到，对西部地区生态补偿不是支援的问题，而是责任和义务，只有对西部生态保护区进行合理补偿，才能激励西部地区政府和群众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东部地区也才能实现永续发展。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的沙化还只是表面沙化，土壤结构还没有本质变化，现在治理还来得及。如果现在不治，等到完全沙化了再治理将更加困难，而且还得付出比现在多几十倍的代价，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