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度高达93.4％，77.7％的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未来影响表示出担忧。这是近日发布的《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显示的结果，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第三方独立视角在中国内地开展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状况的调查。

　　认知高不高？

　　“人们如果不改变自己的行为，将很难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多数公众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支付更多成本。”

　　这次调研的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度高，达到93.4％，大多数公众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而且中国已经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危害，这种危害对农村地区居民的影响更大。

　　中国农民尤其是贫困人口的抗受能力较低，靠天吃饭的广大农民对气候变化有切身感受。一位甘肃农民说:“10年前，该下雨时下雨，现在气候无法估计，影响生产生活。”河北省赤城县雕鹗镇下虎村，几十年前，村子周围山坡上林草覆盖，河滩上用铁锹一铲，就能见到水，现在打井打到十多米都没水。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76.3％的受访者同意“人们如果不改变自己的行为，将很难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多数公众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支付更多成本。约有26.6％愿意多支付一成的成本购买环保产品，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多支付二成的成本，约有26.2％；而多支付三成、三成以上的受访者分别为17.2％、17.0％；不愿多支付成本购买环保产品的受访者为13.0％。相比于女性，有更多男性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更多成本。

　　2012年7月，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实施此项调查。调查人员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样本量为4169人，涵盖中国境内(港、澳、台除外)332个地级行政单位(包括284个地级市、15个地区、30个自治州、3个盟)和4个直辖市。调研报告内容涵盖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度、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度、对气候变化应对的认知度、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度、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执行度，以及对气候传播效果的评价6方面内容。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介绍说:“开展这次调研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及相关议题的认知状况，从而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保护全球生态等决策和措施提供依据，同时也为新闻媒体加强和改进气候变化报道提供参考。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唤起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促使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科普够不够？

　　“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科普方面做得非常差，由于大家过度关注在谈判中的技术分歧，导致很多民众认为参与谈判的国家都是在逃避责任。”

　　此次调研结果显示:公众了解气候变化，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为电视(93.8％)，其次是手机(66.1％)和网络(65％)。毫无疑问，媒体在向公众宣传应对气候变化知识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人们对获取正确的气候变化信息的重要途径。

　　“如果说这次的调研结果反映出一点成绩，这与我们长期的环境教育功不可没。如果说这次的调研结果反映出公众气候变化的认识还不太够，也恰恰说明我们的气候变化教育还不够。”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巡视员孙桢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实施20年来，在教育培训方面做得比较滞后。尽管公约里面有这样的条款，但是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科普方面做得非常差，甚至做了很多相反的工作。“由于大家过度关注在谈判中的技术分歧，导致很多民众认为参与谈判的国家都是在逃避责任，这是非常不好的。”

　　目前，政府做出了大量努力来应对气候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但民众对气候变化在认知上仍有不足，在气候变化科普方面，不仅缺乏必要的教材、师资，也没有全面的气候变化教育政策和战略。

　　“现在是一个气候变化科普的时代，而且已经真正开始了。”孙桢强调，“今年9月19日，国务院决定设立‘全国低碳日’，其实就是一个‘气候变化日’的活动。今后我们既要加强气候变化的教育，同时也要在传播策略上作一些改进。气候变化教育对象不应只是学生，而应是大众，特别是社会精英。”

　　“从这次的调研结果可以看出，我们的教育主要靠电视，特别是在气象预报节目里面加入一些内容，因为政府有责任传播公众气候变化的知识。”孙桢希望，今后既要加强气候变化的教育，同时也要在传播策略上面有一些改进，要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中国的内在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不只是低碳发展的需要，不只是节能的需要，而是因为气候变化是一种灾害。”

　　传播方式如何改进？

　　“相关机构可以为媒体提供一些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和数据分析，帮助媒体更好地传播信息。”

　　调研报告显示，在支持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方面，受访者普遍支持和肯定中国政府的低碳政策，有88.2％的受访者同意“政府部门应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对此，孙桢指出:“新闻上讲气候变化的认知问题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就是从过去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到认定已发生的气候变化，比如对近期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应该有人站出来说，这是不是气候变化造成的，或者多大程度上是，政府有这个责任。假如政府没有这个力量回答科学问题，就应该委托科研机构做这项工作。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有这个义务，应该在法律上予以规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高级气候变化顾问黄梅真查阅了美、英和国际各方面的相关主题调研报告，在谈到具体的报告结论时，黄梅真指出:“与其他国家的同类数据比较，中国公众认知度较高的是对气候变化原因的判断，60％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这是国际上在气候变化问题中最大的争论焦点之一，可以看出中国的公民更相信人类做的一些事情会引起气候变化。”

　　黄梅真在国内从事了十几年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基于一线研究和实践，她认为中国政府在国内做了大量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工作，但媒体在报道之初并没有直接用“应对气候变化”来定义和传播这些信息，而代之以“节能减排”、“低碳”等术语，因为没有准确的传播，国际上最初不知道中国在国内做了多少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

　　她建议，我国可以加强不同国家间的气候变化认知度比较研究；同时，可以向媒体提供专业的气候变化政策和科学信息，协助媒体科学地开展气候变化传播工作。

　　今年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工作重点向“内在化”转型，即由跟踪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传播策略转向对国内公众参与行动的关注和推进上。

　　黄梅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要把相关信息正确地传播出去，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既有这方面的能力，又可以直接面对公众，帮助媒体和公众加深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气候变化是比较复杂的科学，媒体不可能都是气候变化专家，相关机构可以从政策或是科学的角度，为媒体提供一些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和数据分析，帮助媒体更好地传播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