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昆周珂王美舒罗薇：哈尼梯田保护的社会生态要素

2014-03-06 10:27:49 来源: 作者: 【大中小】浏览:1121次评论:0条

李希昆周珂王美舒罗薇*

摘要:哈尼梯田的唯一性在于它综合了以人与自然高度协调为价值目标的各种因素，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生态与社会系统，包括科技、管理、文化、传统、习惯、道德、宗教等。这个系统珍贵而又不可替代，与强大的现代社会相比它又非常脆弱。现代科技和法律的进入可能会导致这个系统的削弱甚至崩溃，因此，对它的保护要非常小心。其他国家梯田保护有失败，也有成功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引进到哈尼梯田同样要谨慎和有选择地进行。社会生态要素是保持哈尼梯田唯一性的基本保证，应成为政策法律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
关键词：哈尼梯田社会生态要素可持续发展

Social and Ecological Factors to Protect Hani Terrace
Li-Xikun Zhou-Ke Wang-Meishu Luo-Wei

Abstract: Hani Terrace is unique because it combines factors the high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it’s value, to form a harmonious and stable ec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 includ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culture, traditions, customs, ethics, religion and so on. This system is valuable and irreplaceable, but compared with the powerful modern society it is very fragile.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 law may weaken or even collapse the system, therefore, it should be protected carefully. There are some success and failure experiences of protection of terraces in other countries, but these experiences introduced to Hani Terrace should be cautious and selective. Social and ecological factors are the basic guarantee to keep Hani Terrace uniqueness, and it should be the origin and destination.to develop policies and laws
Key Words: Hani Terrace; Social and Ecological Factor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哈尼梯田需要保护的原因
一是哈尼梯田的珍贵和稀缺，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它的脆弱，很容易消失，欧洲、亚洲和美洲都有这方面的教训；三是面临着威胁，例如市场经济的冲击、现代技术的冲击、气候变化的冲击、资本与利润的冲击等；四是保护规范功效的适应性，哈尼梯田这类历史传承的事务往往强烈依赖与历史相关的社会规范予以保护，这类社会规范包括习惯、道德、宗教、家族、传统、自治契约等。这些较原始的社会规范在现代社会中与其他规范相比功效很微弱，不能适应保护的需要，但它又具有与当地社会生态相适应的属性，必须保持它们的功效。在制定政策法律时要认真对待以上问题。总体上看，当地现有的习惯、道德、宗教、家族、传统、自治契约等规范能够有效调整的，政策和法律就尽量不要干涉和替代，社会规范类型与历史文化含量应当匹配，这样不仅是出于尊重传统的需要，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社会规范的价值和功效。简单地说，政策和法律的制订要非常小心，宁可保守些。
关于保护的含义，英文中涉及环境与自然资源资源时常用三个词表述，即protection、conservation和preservation，而中文翻译过来时一律使用保护这一个词，而这个词往往仅限于protection。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编制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即使用conservation的概念，该大纲对保护的定义是：“安排人类对生物圈的合理使用，使目前这一代人得到最大的持久利益，并保持它的潜力，以满足后代的需要。所以保护是积极的、的控制的保存、维持，持久性利用、恢复和改善自然环境。”而preservation则更强调保存延续的含义，并不强调积极的、控制的等人为改变因素，这个概念在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被更经常地使用。在这三个概念中，我倾向于更强调preservation在哈尼梯田保护中的作用和定位，原因在于，哈尼梯田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主要的保护并不在于对抗外来的破坏，也不在于人力的积极恢复和改善，恰恰在于不加干扰地保存。
二，社会生态层面保护——对物的保护与对人的保护的统一
哈尼梯田以物的形态出现，包括承载着梯田的土地、森林、水、及各种生态要素形成的整体生态系统，也包括可以带来物质利益的景观、生产力、技术、产品、文化和旅游资源等，这一切在中国的法律上被列入自然资源和财产的范畴。中国快步进入市场经济的现行法律对自然资源和财产的保护存在着重物轻人的倾向，例如中国自然保护区立法被批评最多的就是忽视当地居民的利益，而缺少当地居民的支持与参与，保护区的物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法律对物的过分保护也表现在对商业利益的追求：鼓励资本进入、鼓励旅游、鼓励现代技术的引进、鼓励改变传统经营方式而增加资源的附加值效益等。因此，现代法律的这种偏好对哈尼梯田的保护可能就是无力的，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辄的“失灵”效果。
对人的保护应当首先强调对哈尼梯田的真正所有者即当地居民的保护。要保护他们的基本人权，尊重他们的传统价值观。中国当代社会占主流的现代主义（包括法律所确认的四个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与当地传统文化和观念发生冲突时，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应当强调对后者的保护，以体现生态优先性、弱者优先性、多元化等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和要求。事实上，这种要求也是与当前中国开始实施的科学发展观更具一致性。其次，对人的保护也要承认当地传统与现实存在的不足，及其与人类普世价值观所不适应的问题，并通过保护适当地予以校正，这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妇女权益的保护，二是意志表达机制。关于前者，中国少数民族中除摩梭人（属蒙古族和纳西族的分支）较多地保留了母系社会的特点外，其他少数民族大都更多地保留了父系社会的传统，与汉族相比这些民族妇女权利和社会地位更低些。改变这种历史传统，提高当地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必要的，但是也要看到这种改变对哈尼梯田保护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哈尼梯田的继承类似汉族的“丁田”，即只由男性后代继承。）是否可以考虑实行继承权与夫妻对梯田共同共有在制度上进行合理的组合等。关于意志表达机制，由于哈尼梯田处于深山中，长期以来信息闭塞，当地居民与外界出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保持相对封闭和隔离的状态，阻碍了他们公平地获得发展权、知情权、参与权等现代社会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设立一种机制，保障当地居民能够获得并有效行使上述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对这种机制对当地可能造成的冲击有所准备，例如，可以预见，随着封闭与隔离的冲破，现代社会信息加速进入当地，哈尼梯田这个建立在古老传统社会观念和技术之上的脆弱系统会面临新的挑战与冲击，政策和法律制订时要对此有所应对。
三，政策和法律对利益的协调
法律维护公平正义主要是通过利益协调来实现，政策亦如此。与哈尼梯田的传统规范的本土性和自发性不同，政策与法律的制订有立法等级和严格程序的要求。中国全国性法律规范等级分为四级：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立法只有省和较大的市有权进行，民族自治地方只可以制订地方自治条例，而象哈尼梯田这类事务是不包括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范围内的事项，即如果哈尼梯田需要专门立法，也只能通过省或较大的市依立法程序进行。在这样的立法体制下，哈尼梯田本地居民的利益就成为少数人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有冲突的。
首先，在法律利益群体中，居优势地位的首先是商业利益，例如运用先进技术的农业规模经营企业（特别是转基因物质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对转基因物质网开一面），旅游开发商、房地产商等。商业利益主要是外来资本的进入，必然会与本地居民争夺资源，对本地居民的利益造成侵害甚至剥夺，而商业利益在立法博弈中又必然会取得优势。其次，立法中的行政优势也是很明显的，尤其是中国在涉及环境与资源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立法上，行政主导是个不争的事实。与一些国家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环境权不同的是，中国宪法中对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的规定是定位于国家职责，这进一步强化了可持续发展的政府主导性。中国的行政主导突出的问题是部门相互因权力和责任的划分而难以达成一致，在中国，政府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目标的选择性很强烈，2005年国务院在推进绿色GDP考核时遭遇地方政府的联合抵制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中国绿色经济仍举步维艰。^{^[①]}主要原因是国家对地方政府的绿色GDP考核结果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却并未给地方政府的参与行为任何益处。John R. Nolon, Patricia E. Salkin在谈到美国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立法时感叹道：“多数州计划缺乏促进地方政府参政议政的目标和策略，没有认识到市一级政府参与行为的益处。”^{^[②]}欧洲也有类似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除少数例外，欧联显示了政府行政部门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明显优势，而议会作为真正的立法机构，却似乎被置于一种放弃鼓励更大范围利益群体广泛参与的境地。必须指出的是，议会全方位的参与不仅仅体现了一种团结，而且由于议会内部对可持续发展议题表示赞同，这将使人们更加关注这一议题，从而获得公众更多的重视。此外，从战略实施和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说，加强议会的参与更能提高有效性。比如，议会可持续发展顾问机构可以形成合力支持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和进行监督。这样，在该领域实施法律的状况就会有所改善，而政府也可以更好地对所采取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措施的效度作出评价。”^{^[③]}
哈尼梯田立法可能有三种选择：一是自治区制订《哈尼梯田保护条例》，即专门立法；二是《红河自治州自治条例》中对哈尼梯田保护做出专门规定的篇章或条文；三是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条例》中对哈尼梯田保护做出专门规定。考虑到哈尼梯田是一个综合了农业、土地、森林、水、环境、科技、文化、宗教、管理等多领域的系统，因此以行政法为主要功能的第二种立法形式和以经济管理法为主要功能的第三种立法形式都不能全面涵盖哈尼梯田的保护领域，较好的选择是第一种立法形式，即由自治区进行专门立法。为了减少强势利益群体在立法中对哈尼梯田本地利益群体的压制，建议由自治区委托自治州主持条例的起草，并注意吸收与政府和商人无利害关系的专家学者参与。

*李希昆，（1949~）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周珂，（195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美舒，（1988~）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罗薇，（1980~）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①]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北、华北、西北、华南、东南、中南各选一个省试点。由于一些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到2005年初，试点省份最终确定为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十个省份。试点工作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建立地区环境核算框架，二是开展污染损失调查，三是开展环境核算。但2006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①]公布后，不少省份就立即要求退出核算试点。至此，绿色GDP遭遇搁置，不再公布。参阅周珂，《绿色GDP缘何遭地方政府杯葛》，2006年12月22日，法制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②]文献来源(原文：As a result, most of these state plans lack goal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involv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fail to recognize the benefits of municipal actions.)。John R. Nolon, Patricia E. Salki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in a Nutshell [M].Thomson Reuters Press, 2011. P.52

[③]原文：“In conclusion it can be noted that with a few excep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shows a clear preponderance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government in sustainability issues, while parliaments, as the actual lawmaking bodies, seem to have been pushed too far into the background at the expense of trying to engage as wide and large a range as possible of conceivable stakeholder groups.It must be said that a more comprehensive involvement of parliaments would not only constitute a signal of unity, but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ility debate from within parliaments would also give the topic more attention and thus more weight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In addition, stronger involvement of parliaments might also result in better effectiveness with a view to implement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trategies. Parliamentary advisory board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uld, for instance, constitute a focused means of support for and monitoring of related government policies. As a consequence, the quality of the legal provisions adopted in this domain would be improved and governments would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assess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measures adopted.”
文献来源：Sustainability Strateg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ptions for Underpinning them in the National Parliaments. An Expert Study by Forum Sustainable Austria commissioned by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Environment and Water Management 。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