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环境问题，除了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不可或缺。

　　“十一五”以来，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强化了经济手段的运用，进展如何？效果怎样？还有哪些问题？尚需完善哪些方面？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就稀土开发、结构性减税、生态补偿等问题，采访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

　　稀土开发
　　欠账谁还？资金哪来？

　　“如果对全县所有废弃稀土矿山进行恢复治理，所需资金达10亿元。”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寻乌县副县长廖丽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廖丽萍所在的寻乌县是南方离子型重稀土的主要产区。

　　在中国稀土界，有“南赣州、北包头”一说。在赣南，有统计认为，如果要对开采稀土等矿产破坏的土地进行生态修复，初步预计资金投入将高达380亿元。

　　“今后稀土开采准入的环保门槛会越来越高。”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环保厅副厅长雷元江说。

　　这笔欠账谁来还？怎么还？雷元江表示，要让企业和生产者承担更多的排污责任和环境治理成本，取消资源补偿费，征收矿山开发生态恢复基金，专款专用、专户专存。

　　雷元江说，严惩非法排污、破坏性开采势在必行，让破坏者承担修复责任。

　　据了解，由于资源和环境成本未计算在内，我国稀土产品出口价格长期低位徘徊。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说，限制开采并提高生态修复成本会造成价格上涨，廉价使用稀土的时代应该终结了。

　　结构性减税
　　哪个该增？哪个该减？

　　在上海团的分组审议中，人大代表们对“结构性减税”进行了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认为，对一些不合理的财税政策，要进行梳理和研究，酌情减税，但有些税要加，如环境税。

　　“企业的税负压力很大，但现在我们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更大。”他建议，税收体制改革应该有“减”有“增”，尽早开征环境税。

　　这一建议引起了其他代表的共鸣。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顾逸东认为，环境税就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然后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

　　顾逸东说，开征环境税，不但有助于治理环境，也能产生经济效应，促使企业改进工艺和加强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竞争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建议，通过向包装企业征收环境资源税，解决商品过度包装问题。

　　纪宝成介绍说，我国现在是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包装大国，每年产生的固体垃圾中有50％为废弃包装物，而且包装的成本平均是商品价值的30％~200％。

　　纪宝成说，要强化包装标准体系，加强法律体系的监管，加强经济调控，对包装企业增收环境资源税。

　　生态补偿
　　损失咋补？利益咋调？

　　“甘肃作为长江、黄河的蓄水池和沙尘暴的挡风墙，是全国其他地区的生态屏障，那里的百姓做出了巨大牺牲，他们不应该一直贫困下去。”全国人大代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长安国锋告诉记者。

　　安国锋认为，要继续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安全屏障的建设，就必须建立健全生态建设补偿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环保厅厅长姜晓亭指出，在流域范围内的某一地区由于实施环境保护措施，短期内必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并丧失某些发展机会，这种为了更大范围的利益而付出的成本，必然产生不同区域群体间的利益差异与利益冲突，需要适时予以调节和平衡。

　　姜晓亭说，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符合“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基本原则，目前国家对于西部生态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也是有效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建议继续加大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国玲建议制订《国家生态补偿法》，建立健全国家层面上的、一体化的、均衡性的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