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王久良更惊讶的是，一个被垃圾场包围着的小臭水塘里，竟然还有鱼，“大的居然有三四斤重”。在王久良拍摄的照片中，两个男人正站在垃圾堆上悠闲自得地垂钓。当时，王久良跟那两个人开玩笑说:“哥们，晚上有下酒菜了。”那两个人则不屑地回答说:“我们才不吃呢，卖给附近的餐馆。”

　　“真的难以想象，我们扔出去的垃圾最终换了一种形式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回到了我们的嘴里。”王久良看到、听到太多超出他想象的事情了。

　　其实，刚开始关注垃圾的时候，王久良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把几个垃圾场的形态、垃圾的量，找几个吸引眼球的点拍出来呈现给观众看。但是随着拍摄的深入，王久良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当他逐渐静下心来真正观察一个垃圾场时，他发现垃圾场本身就有许多故事。

　　思想的变化也带来了视角的转移。刚开始，王久良只是站在垃圾堆里看垃圾，后来是站在垃圾堆里看垃圾堆外面的东西。“你在城市里看高楼大厦，和你把脚真正踏入垃圾场里，再看高楼大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我开始思考，是垃圾向城市逼近，还是城市向垃圾逼近？最终得到的答案是，城市向垃圾逼近。”

　　每天，无数辆大大小小的垃圾车穿行在北京城，收集和运输垃圾。据说，如果把它们连成车队，可以占满整个北京三环路。环卫工人们日复一日地做着同样的工作。而垃圾填埋场却每一天都和前一天不同，一点点地升高，直到它的库容全部耗尽。然后在垃圾填埋场上，一栋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原先的垃圾场变成了现在的居民区，人们就生活在垃圾上面，并继续着下一轮的垃圾生产。

　　在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又何止北京如此。据了解，中国有近700座城市，其中有2/3的城市已经处在垃圾的包围之中了，有1/4的城市已基本没有什么场地供垃圾填埋堆放了。但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有多少是真正了解、关心垃圾问题呢？人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以至让人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在王久良拍摄的照片中，有一组名叫《城边》，记录的是垃圾场内数以十万计的拾荒大军。据王久良观察，仅在卢沟桥以北、永定河西岸的那座垃圾场里，高峰时就会聚集2000多名拾荒者。“若没有这些拾荒者们的辛苦，北京恐怕早已被垃圾淹没了。”王久良说，“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了垃圾分类与回收的主力。”

　　王久良对这些拾荒者抱着由衷的敬意。然而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垃圾场的拾荒者都对王久良抱着一种强烈的敌意。

　　他们认为镜头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如果自己被拍下来，上电视了，被家乡的乡亲们看到了，会笑话我们的。”在《垃圾围城》纪录片中，一位正在捡拾垃圾、蓬头垢面的女人道出了很多拾荒者的隐忧。而更多的拾荒者则担心，拍摄后政府部门会关停或者取缔垃圾场，断绝他们的生计之路。

　　然而，时间久了，拾荒者也就慢慢地接纳了王久良，甚至把他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亲切地称他“久良”，让孩子们叫他“王叔叔”。

　　很多垃圾场背后都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王久良的拍摄工作也是危机四伏。用王久良的话说，“恐吓挟持都是家常便饭，提刀放狗也算经常”。王久良在拍摄中也练就了一套“闪电战”的本领:冲上墙头，举起相机，猛摁快门，然后骑上摩托车，迅速走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每次都那么顺利。

　　有一次，在朝阳区的一个垃圾场，王久良站在一个垃圾堆高处刚拍完照片，一低头，身边悄无声息地冒出来十几个年轻人，将他团团围住。王久良被带到了一个小屋“审问”。有人警告他:“如果以后敢再来，就把你当垃圾埋了。”

　　后来有人问他，这么危险的事，你难道不怕吗？王久良说，当时不害怕，“人一旦心里有了目标，想做成一件事，别人看起来很苦的事情，自己反而没有那样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进入战斗状态，那种血脉喷张、必须实现的冲劲，让我觉得很刺激。”

　　“作为摄影参与社会变革的成功范本，《垃圾围城》显示了作为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

　　2010年春节之前，王久良得知，他的《垃圾围城》系列作品，引起了一位中央领导的重视。北京市政府决定投资100亿，在未来几年对北京周边的垃圾场进行彻底地治理。

　　2010年6月，“垃圾围城——王久良之观察”大型摄影展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开幕。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率领70多名政协委员到场参观，并希望王久良提供全部资料，印成画册下发给各区委、镇委以及相关责任组织。

　　2011年4月，《垃圾围城》纪录片在北京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首映，随后陆续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香港、阿联酋阿布扎比、巴黎、日本东京、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电影节上进行放映。期间，王久良还应邀到天津美术学院、首都科技大讲堂、北京歌德学院等做了数场专题讲座。

　　这一切都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垃圾围城”的严峻现状，并积极探索垃圾问题的解决之道。

 “垃圾就是人类过度消费的证据，这一切背后都是资本利益在作祟”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垃圾问题的受害者，但同时又都是垃圾问题的制造者。当全球化的商品体系把我们塑造成了它的消费者时，我们已然被裹挟于消费文化的滚滚洪流之中。王久良说:“然而，没有多少人在这洪流中能保持足够的清醒，清醒地分辨自己的每一项消费行为，到底哪一个是必要的，哪一个又是可有可无的。垃圾已在那里，如同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人类毫无节制的欲望。当无数的资源与能源因为我们一个个可有可无的需求而变成巨量的垃圾，当我们面对着垃圾的围城，面对垃圾的吞噬，我们是否认识到，重新审视我们的消费主义已迫在眉睫。”

　　现在社会上都在探讨垃圾末端的处理，即在垃圾已经产生的情况下，怎么去处理它。很少有人会去反思，它是怎么产生的。王久良认为“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